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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周鎬:勤政恤百姓 妙筆著華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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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鄞縣為水鄉,治水,歷來都是一項意義非凡的民生工程。(資料圖片)
      狗頸塘。(資料圖片)

        ■戴勤鋒

        翻閱鄞州歷代縣志,我們不難發現在“名宦”一項,記載著不少為民解憂、務實擔當的好官。清代嘉慶年間縣令周鎬,便是其中之一。

        周鎬(1754~1823),字懷西,又字犢山,江蘇金匱犢山村(今無錫黿頭渚附近)人、南宋右丞相文忠公周必大之后。祖父宏諭,熟悉海道,于琉球、日本等國經商。父親宗琳,醫術高明、樂善好施,常救人于危難之際,由于長期扶貧濟困,以致家里并不富裕。乾隆四十四年(1779),周鎬考中舉人,此后,他歷知景寧、嵊縣、平陽、常山、鄞縣等縣,所到之處,皆有政聲,官至漳州知府兼任汀漳龍巡道。史書記載他性情淡泊,志趣高潔,從幼至老,未嘗廢學。著有《犢山類稿》等。

        初入仕途 丹心為民

        周鎬幼時,聰穎異常。其父命他學習經商,同里老儒何芥舟認為他是可造之材,便招至家中傳授經史,且分文不取。經教導,遂通經史,遍讀典籍。他篤行理學,克己復禮,淡泊明志,食不重味;十七歲考中府學生員,乾隆四十四年(1779),鄉試中舉。可惜此后科場不利,屢次會試皆不中。因得有司評語“當養氣十年而后問世”,便死心不再下科場。

        當時,清廷為籠絡漢族知識分子與選拔漢族官員,于乾隆十七年(1752)定制,三科(原為四科,嘉慶五年改三科)不中的舉人,由吏部據其形貌應對挑選,一等以知縣用,二等以教職用。每六年舉行一次,意在使舉人出身的士人有較寬的出路,名曰“大挑”。這讓已經有舉人身份但又沒有官職的人有了一個晉升的機會。周鎬大概屬于那種五官端正、品行優良的“帥哥”,以候補知縣身份來到景寧任職。景寧山多地少,每年向朝廷報送錢糧皆為下等。周鎬到任后,親自到鄉間調研,并上書為百姓減除賦稅。這一舉措觸犯了一些人的利益,他們常蓄意挑事,暗中掣肘,使他難以開展工作。后因母親去世,周鎬遂回家守喪。

        乾隆六十年(1795),周鎬任嵊縣知縣。從候補到正式上位,身份的轉變,使他得以放開手腳,展現自己的才華。縣志稱他“為政寬猛兼濟,釋株累,懲奸胥,綏善良,抑豪右,輿情洽甚”。如當時一個叫唐坑的山廠,是個盜賊巢穴,聚眾幾百,捕役不敢入。周鎬知道后,派人摸清底細,并布置內線,等時機成熟后,親率當地百姓及捕役進山搜捕,將為首者“治如法”,其他人則就地解散。他辦案子從不株連無關人員,對那些溫厚善良之人,總是安撫善待;而對官府中巧于舞弊的小吏、衙役,以及那些橫行鄉里、魚肉百姓的世家大戶,則予以嚴懲和壓制。

        在“三年清知府,十萬雪花銀”的封建時代,周鎬能本著“民為邦本”的觀念,力所能及地關心民眾的冷暖與疾苦,為他們排憂解難,創造安定的社會環境,處處為民著想,百姓自然也不會忘記他,所以兩年后“去任時,士民阻餞塞途,有泣下者”。

        治鄞期間 政績斐然

        嘉慶八年(1803),周鎬任鄞縣知縣。此時的他,已經在縣官崗位上兢兢業業工作了多年,他始終清廉自守,多行善政,深得民眾愛戴。來鄞后,周鎬除了處理日常公務,主要做了以下幾件大事。

        抓捕盜匪。嘉慶初年,閩粵盜匪橫行浙東沿海,寧波作為大運河終點及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,不僅是河海航運的要津,其外洋的舟山群島還是沿海漁業發達的代表性海域,那些來往于三江口的商船和漁船,無疑是盜匪眼中的一塊塊“肥肉”。上任伊始,周鎬首先要面對的就是混跡于江廈街一帶,以蔡牽方為首的一伙福建籍盜賊,他們欺行霸市,強取豪奪,漁商們深受其害。

        這伙盜賊平時隱跡在挑夫、小販之中,一有機會就掠奪財物,要想查獲他們非常不易。周鎬利用自己剛上任不久,盜賊對他還面生之際,與手下喬裝打扮,通過秘密探訪,抓獲本地十幾個通匪者。等掌握證據后,讓眾人分頭行動,一舉將蔡牽方及其心腹莊天助、陳鸞等惡徒繩之以法,使江廈街又恢復了往日繁榮的景象。

        教化民眾。鄞東姚家浦(今位于鄞州區云龍鎮西側),是歷史上文化悠久的姚氏大族居住地,歷代曾出過多位名人,如一世的貢元姚子雅、二世兵部員外郎姚世仁、三世戶部侍郎姚允讓、四世進士姚希、五世揚州判官姚公式、六世名臣姚伯倫、七世狀元姚穎等;但到了清朝后期,姚氏家族日漸式微,族人主要以出海捕魚為業。日子一長,有些人嫌捕魚辛苦,就開始搶劫別人的漁貨和財物,搞得周邊海域不得安寧。

        前任知縣為了制止這種惡習,上奏朝廷,禁止姚家浦人駕船出洋,若有違者就連坐家人。這下本就貧窮的村民,為了生存就一起偷偷販賣私鹽。一看禁鹽太嚴,又轉而行竊。于是姚家浦每月總有不少村民因犯法被抓。周鎬見曾名人輩出的姚姓大族成了這模樣,心有不忍,于是召集其族人,告訴他們:“天地生人,人人賦以謀生之具,即人人予以謀生之路。耳目手足,謀生之具也。農工商賈,謀生之路也。若以盜賊營生,是猶以鹵解渴,以鳩充饑也。爾等各有耳目手足,奈何投死路乎?”眾人聽了周知縣一番肺腑之言,感動得泣不成聲,一致表示再也不做違法犯罪的事了。從此,姚家浦村民各自做其擅長的職業,那些沒有一技之長的人,就幫鹽商在官府指定的銷售區域賣鹽,各家各戶都有了謀生之路。

        固塘治水。狗頸塘位于鄞縣西鄉(今海曙區石碶街道北渡村東邊),位于南塘河中段。因其形似狗頸,故有此名。從整條河流地勢來看,狗頸塘處于低洼地段,《鄞縣通志》稱該處是最為緊要地帶,一旦塘倒就會遭受河水外泄、江潮內侵之患。歷屆統治者對此塘保護和修筑極為重視,據記載,重大的修葺有多次:康熙二十六年(1687),知府李煦、知縣江源澤重修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)知縣高大澤又修。在周鎬來鄞之前,當地官員在狗頸塘兩端筑起橫堤堵閉,于是塘分兩截,不但河水為之不通,還留下很大的隱患。

        嘉慶十一年(1806),狗頸塘又毀,百姓不敢修筑,一耗資巨大,二認為此塘有妖。據《國朝邑令周鎬重筑永鎮塘記》載:“唯狗頸塘則任其廢壞,無一人請治之者,詢之,土人僉曰:‘此塘有妖,前縣歷歲蠲修,民力大困,而迄無成功,是以動色相戒莫敢再議。’”于是周鎬多次到狗頸塘觀察地形,找出了歷次修筑無以成功的原因。以前塘下皆用木樁,上實下虛,一旦潮水沖擊就會搖晃不止。現在應“大反所為,就其傾陷之處填以亂石,石與水平,然后加土,其上復以巨石甃其兩旁”。再因原來塘基過于狹窄,經受不住潮水長時間的沖擊,若將原本截成兩段的河流填上土石,與塘基成為一片,這樣基礎堅實,再大的潮水也能抵擋。眾人認為這方法雖好,但會導致原來的河道不通。不妨在斷河西北岸,買田鑿河,用挖出來的泥土,填入廢港,這樣施工方便,河道也能恢復通暢。周鎬聽取眾人意見,接下來就按此法實施,歷經五月,大功告成。“計筑新塘九十二丈一尺二寸,闊十丈,開鑿新河九十七丈,闊五丈,又修筑老塘八十五丈,闊三丈七尺,計費緡錢三千八百余貫”。筑新塘,修老塘,鑿新河,周鎬實施的這次修葺工程,是歷史上最大的一次,這對西鄉百姓來說意義非凡。

        新塘筑成以后,為加強管理,當地紳士也采取了有效的保護措施:“是塘為患七百年,今而后庶與東錢湖并治,唯是地處曠野,四無居民,脫有滲漏,誰其省視,且恐鄉愚之利,吾石而竊取之也,愿加捐千金構屋數楹,以備居守,即以塘之余地十畝零,任墾植,以酬其勞,而前買糧田鑿河,亦可如數抵補無闕。”狗頸塘至今能完好無損,與當時專人看管、及時整治是分不開的,并且解決了看管人員的生活來源。周鎬期望該塘永久保存下去,認為原來的名字不雅,還特意改為“永鎮塘”,寓意永遠鎮住水患。后人為感其恩德,在塘邊立永鎮祠,每年春秋兩祀。

        如今,狗頸塘作為西鄉水利工程,依然發揮著非常大的作用,周鎬可謂功不可沒。

        徙堰安民。四明水利,江海而外,莫大于東錢湖。此湖舊時之利于農耕,俗稱惠及鄞、鎮、奉三縣八鄉。東錢湖四面環山,各山口處設有碶閘,一些沿湖之民為了私利,常用錢財賄賂管理碶閘之人泄水灌溉田地或捕魚。由于東錢湖經常遭受葑草和淤塞之害,遇到旱期,稍一放水就很容易導致湖水干涸。周鎬為嚴格控制閘門開合,特意添設閘板,用泥封住空隙,使其滴水不漏。為防止管閘之人受賄,還將閘門鑰匙至于庫中,不到旱季,絕不開閘。

        東錢湖西南八十里有個范家湫堰,為內河要隘,因靠近奉化江,一旦大潮來襲,咸水容易倒灌。對岸為董家跳村(今鄞州區姜山鎮東南方向,地處鄞奉交界處),董姓之田距離東錢湖較遠,遇到大旱,湖水無法惠及此地;但每當江水退潮時,可以引湖水灌溉。為保豐收,董家跳人經常挖堰放水,近湖民眾每年與他們打官司。周鎬研究地形后,將堰遷徙于董姓田上,并加厚堰基,上面壘筑巨石,使堰下之田取給江潮,堰上之田取給湖水,這樣上下之田的灌溉都得到了保證。這件事,周鎬還特意寫進自己編纂的《水利紀略》中。

        救災恤貧。嘉慶十二年(1807),鄞縣各鄉糧食豐產,而鄰邑因旱情歉收,爭著來鄞買米。周鎬下令縣內糧食不許出境,違者處罰。鄰縣糧販子以此為由,聯名控告鄞縣。上司責問周鎬,周鎬反駁道:“巡撫以一省為家,巡道以三郡為家,知府以六縣為家,我作為知縣以一縣為家。一家之中,尚且擔憂溫飽,哪有自家并不富裕卻去接濟別家的呢?”到了第二年春季,米價大貴,貧民成百上千到公堂強討糧食,周鎬對大家說:“現在你們知道我當時為什么要禁止賣米的原因了吧?家有余糧,乃一家之福。自今日起,貧民以保富民為心,富民以濟貧為念。有余糧之家出谷平抑糧價,但不許亂漲。如有外來流民越境鬧事的,貧民要保護富民,不讓他們搶奪糧食。”同時,他又急令縣內富民和鄉紳集資為饑民捐獻糧食,如此一個多月,直至麥熟,終于渡過難關。這一年,鄰縣災情嚴重,唯獨鄞縣平安無事。嘉慶十四年(1809),周鎬復調平陽。十五年(1810),又回到鄞縣任職一年。去時,鄞縣百姓建祠祀之。

        鞠躬盡瘁 卒于任上

        周鎬因在知縣崗位上政績突出,被朝廷提拔為嘉興府乍浦同知(知府副職,正五品),歷署寧波、嘉興、嚴州、紹興諸府,所至興利除弊、勘災恤荒;每當省里有大案未破,必叫他參與,最后總能圓滿解決。卸任那天,當地民眾攔著道路,拉住馬車,希望他留下來繼續做他們的父母官。周鎬去外地任職好幾月了,但乍浦的百姓見面時還常相互問道:“我們的周公,有多長時間沒回來了呀?”可見,周鎬在百姓心中就像親人一樣,時刻牽掛著。

        道光元年(1821)二月,周鎬授衢州府知府。衢州有孔氏家廟(全國僅存的兩個孔氏家廟之一,素稱南宗,現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),始建于宋寶祐三年(1255),因年久失修頹敗傾圮,圣像被移到了別處。孔廟是推廣儒家文化的重要載體,也是祭祀孔子的禮制廟宇和施學教義的學宮之所,如今破敗成這副模樣,周鎬心中十分不忍。他請示上級修繕孔廟,并率先捐出自己的俸祿。全城官佐及五縣士民也踴躍捐銀、米、木料、磚瓦等,并采深山大谷巨木20余株。正當萬事俱備,工程即將啟動時,朝廷將他調任漳州知府。孔廟的維修工作,由繼任知府譚瑞東接手。這次由周鎬發起的維修工作,基本奠定了現在衢州孔廟的建筑格局。

        道光初年,漳州“為閩中劇郡,最難治”。周鎬到任后,當時境內民風異常剽悍,經常發生械斗,官府在械斗時不敢出面維持治安,待械斗收場后反而前往收取“械斗費”,膽敢不繳的,官府“即帶差役千余人,前往洗莊,房屋樹木,一概毀伐”,此等收費,簡直與搶劫無異。官場則政治黑暗、貪污成風,明目張膽地納賄自然毋庸多言,更為普遍的是各種巧立名目的變相賄賂、搜刮民財。高級官員勒索下級官員的財物,下級官員勒索百姓的財物,形成了“大魚吃小魚、小魚吃蝦米”的食物鏈。周鎬經過明察暗訪,決心將漳州這些亂象從根源上肅清。他向上級建議六個事項:1.造征冊以清糧賦;2.嚴佐親以專責守;3.肅營汛以制兇暴;4.責家長以訓子弟;5.重初辭以防誣濫;6.修教職以化愚頑。周鎬這些建議深得上級嘉許,于是他大刀闊斧推進改革,全力以赴攻堅克難。一年之后,漳州的社會環境和官場風氣大為改變,士紳和百姓們都非常信任他。

        由于多年辛苦勞累,使得周鎬身體每況愈下。道光二年(1822)十月,周鎬以力不勝任為由自請辭去漳州知府一職,朝廷沒有答應,還讓他兼任汀漳龍巡道。清朝時設的汀漳龍道,管轄汀州府之縣、漳州府之縣,龍巖州。繁重的公務使周鎬本就羸弱的身體更是雪上加霜。道光三年(1823)春,周鎬大病,再求卸任,還未上報到朝廷,就于當年四月去世,享年七十歲。皇帝聽到死訊,直言“惜哉!”誥授朝議大夫。

        博學多才 文采出眾

        周鎬不僅是深受民眾愛戴的好官,而且才華橫溢、文采斐然。

        周鎬的詩,或借景以引其情,或借物以寓其意,時而灑脫豪放,時而又細膩婉約。如《留別嵊中父老》,不僅表達了他對嵊縣百姓的一往情深;而且語句的表達方式穩中有變,讀來不會感到刻板單調。如前八句,兩個“叮嚀父老”放在開頭;接下去八句,先寫事實,再提“叮嚀父老”;這種語句上的變化,又和兩組不同的內容相適應。作用在于加深印象,渲染氣氛,深化詩的主題,增強詩的音樂性和節奏感,使感情得到盡情的抒發。清人宋征壁《抱真堂詩話》說:“詩家首重性情,此所謂美心也。不然即美言美貌,何益乎?”周鎬的詩就因為出于一片真情,才令人讀之動容。他的許多詩作中,寫故鄉無錫的就有不少。

        周鎬還寫得一手好文章,且語言犀利、針砭時弊,敢說別人不敢說的話。清政府從乾隆四十年(1775)后開始的積欠虧空,除了貪官污吏對庫項的大肆侵吞外,民窮、官困也是不可忽視的因素。而想解決兩者窮困的問題,周鎬認為根本的出路在于發展社會經濟,并在此基礎上,改變不合理的廉俸制度,革除弊端叢生的捐派。這些話,敢在等級制度森嚴、文字獄盛行的嘉慶時期提出來,簡直是膽大包天。可見,周鎬以國家興亡為己任,早已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。

        周鎬是乾隆“三山”之一。“三山”即陳兆崙(勾山)、管世銘(韞山)、周鎬(犢山),都是清代八股文史上的重要作家。他們以廣博的學識,精深的功力,在義理上求深出新,在做法上推陳求變,從而使處于末期的八股文的文學性更加明顯,其生命力也得以延續。

        “三山”都擅于議論說理,亦各有所長。周鎬精通經籍,又受時風影響,于考據學下過很深功夫,故對題字的把握十分重視。他善析題字,每個字都要細加咀嚼,對漢宋注釋也再三斟酌比較,分清題界,取其精義,再相題行文。故其文義理常出新奇,說理十分透辟。如其《周監于二代,郁郁乎文哉》題文,氣勢開闊,落墨大方,以雄勃之氣運華麗之詞,將上下古今史實熔鑄于短簡之中,使商周文采絲毫畢現,義理自然明了于前。周鎬的《逸民伯夷叔齊》堪稱清朝八股文典范。其題文,起講放開眼孔,將九州六合之史跡融貫,議論中的,說周文王是夷齊知己,卓識鴻議,新人耳目。后比深思曲筆,議論風發,精辟透徹,真堪驚風雨、泣鬼神。清人沈少潭在其《目耕齋讀本》中評曰:“其光引星辰而上,其氣沛江河而下,鴻議鴻識,奇文大文也。”在這篇八股文中,周鎬以犀利的目光、超人的史識,揭示出如何才能識別君子之過與小人之過。人非圣人,孰能無過,君子與小人的區別在于一寬厚一刻薄,也即仁不仁而已。君子光明磊落,有過不肯遮掩,常以直率而得罪。小人回互隱瞞,有過即會彌縫,常以欺詐而見容。這是極為危險的。全文用推勘手法將君子小人之過剝筍般顯露出來,并提出只有觀察其心才能區別君子與小人之過。這些見解不僅在當時,就是今天也是有其積極的意義。

       
       
      原標題:
      編輯:施嘉浩
      來源:鄞州新聞網 22-06-10 10:47
      糾錯:1481280278@qq.com   
       
       
     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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